他说：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九境最后根原之在吾人当下生活之理性化、性情化中，所昭露之神圣心体，……[5] 由当下见神圣，这是唐君毅所发明的儒教的本质特征。事物存在依照于理而依据于气。
实际是我们经验的事实世界，真际是我们对事实世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的解释所得的观念世界。但熊十力强调他所谓生命与柏格森之不同，正在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表现为一种盲目冲动的生机主义、非理性主义，而他所说的生命标举的正是儒家的生生之道，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与直觉相对的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范畴——理智（用佛学的概念说是比量）。因此，整理传统首先有一个使其现代化的问题。因本心借人之官能而发用，官能遂假借本心之灵而有形气之灵。
其一为感觉互摄境，于其中观身心关系与时空界。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建立在理、气、道体与大全这样四个纯形式的范畴之上。这九种境界的划分，并非一静态的区别，而有其先后次第。
他在赞同西方的科学、民主的同时，指出其弊端，那么，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自己的本位文化，即伦理本位的儒家文化。1922年1月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他的新儒学思想的形成标志。这表现在他对习心的看法中。熊十力宇宙本体论的确立是建立在他对佛学（特别是唯识论）的批判之上的。
本心又称性智，习心又称量智。儒学发展至近代，面临着它所从未有过的危机。
[1]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就是理。心表现本体刚健的势能，故心始终是主宰者，是物随心转。与后来的新儒家不同的是，梁漱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就中西文化观上看，如果说梁漱溟、熊十力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功能序运境与道德实践境同重视用，但前者是客观事物之物用，后者是主观理想之德用。所谓理性，亦即情理，就是人本来就有的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他们站在儒学传统的立场上，对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呼声作了回应。其一为万物散殊境，于其中观个体世界。
他认为，心性本体是既存有又活动的，这表现在人的道德情感，即本心、本情上。作为自我的价值意识的良知决定人的一切活动的价值，包括科学、道德行为、艺术与宗教活动。
此为道德自我的良知自觉其目的理想，于现实中求此道德理想的形成，完成人的道德生活、道德人格。所谓文化的保守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就是说，新儒家学者们并非是完全的封建传统政治上的因循守旧者。
天地境界是冯友兰的人学的形上学所追求的人生的最高目的，他充分表现了传统哲学中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终极关怀特色，用他的话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这场论战中，与梁漱溟一样，张君劢指出科学决不能代替人生问题，并指出西方人本身已意识到科学主义的危机，因有反机械主义、反主智主义诸名目的思潮。以生命、生活为特征的宇宙本身就是善的、好的，而以直觉（用佛学的概念说是非量）为主要特征的儒家伦理正是这种善的、好的宇宙大生命的最直接的体现。但同时强调性智对理智的限制、主宰，否则，终流于习心的薰染。他以为，对于超越（如上帝）的追求恰恰源出于道德自我心灵本身的内在诉求。[4] 大全是一切的有，包括真际的有与实际的有。
由一切法相中见性空，即真如法性，以破我、法之相之执。用他理解的孔子来解读的后来儒者，他最推崇的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特别是以王艮父子为代表的泰州学派）。
生活、没尽的意欲形成了人类的不同的文化观，梁漱溟把它们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印度的三种形态，并以为这三种文化形态表现了人类文化演进的三个阶段。三、儒学理论化探索的继续——唐君毅与牟宗三 1949年以后，大陆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基本停滞，港台与海外成为新儒家哲学得以继续发展的地方。
在《新知言》的最后一章中，冯友兰把诗学作为其形上学的方法的最终归结，有其深刻性。把人之性的具体内容归结为社会性与觉解，正是对实际的积极肯定，并由此说道德、谈境界。
诸物之实体与其时空性，各内在于主体的散殊而互摄的诸感觉中。以上两类境界都以体、相、用作为三种划分的标准，但有客观、主观之别。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因而有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欲在中国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
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模糊的、拖泥带水的特征，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使其清楚明白起来。认为只要因任当下的、现在的直觉去做，就是天理之自然，否则，稍起计较、算帐之心，即为人欲之私。
此危机是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熊十力采用进化论来说明宇宙演化，指出翕辟两种势能（或心物）是一直就有的，只有到有机物、生物乃至人的产生，心、生命本体才最终得以彰显。
从字义上来说，翕是合，辟是开。这样，在冯友兰这里，理成为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存在，此一般完全是空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因此成为最哲学的哲学的研究对象。
这四个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见的概念，不过，冯友兰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赋予它们以全新的内涵。一方面要求回到传统，同时改造传统，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其实，这也是他与佛家的本质区别。由此，人依照社会之理就成为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的基础。
梁漱溟以为，西方哲学中只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儒家的、孔子的哲学最为接近。当下的本能、情感是伦理道德的依据，只要信得当下、现在，人的行为就是善的，同时也是乐的。
这也是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期间创立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所努力尝试的。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自觉与意识，此为觉解其觉解。
比如当时的贺麟，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深层内涵，以丰富发展中国传统的哲学，为儒学的近代化作了很好的理论探索。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熊十力对西方哲学有自己的深刻把握与洞见。
